4月3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越南，越南总理范明政通过书法艺术向岸田文雄介绍了越南文化，并送给岸田文雄一幅越南书法家的作品，上面写着“诚、情、信”三个汉字。岸田文雄则回应道，日本人也非常重视书法文化，认为文化相通是加强两国和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重要基础。

这个小小的举动实乃一件文化大事，标志着全球文化格局的变革和潮流。

越南总理以汉字为国礼，赠之于日本首相，首先说明，汉字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升了，有面儿。这是中国崛起和复兴的全球效应，可谓是“中国得道，汉字升天”。当然，中国仍处于正在崛起的途中，汉字在全球也尚未真正升天。

越南和日本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，包括使用汉字，越南甚至被中国直接统治，属于中国领土，因此也被归为“儒家文化圈”。其实“儒家文化圈”是不真正理解儒家的浅人提法，真正属于儒家文化的只有中国一个，越南和日本只能被归为“儒家文化教化圈”，是接受儒家教化的蛮夷区。

尽管越南日本被中国文化教化了2000多年，那么这个教化成功了吗？很遗憾，答案是否定的。他们都未能理解和实施儒家文化之精髓：义理、道。他们对儒家文化、中国文化的领悟和实施仅限于“文”的层面，而未到“道”的层面。

就汉字而言，也有“文”、“道”两个层面，即所谓的“文以载道”。“文”是具象的，是承载和表达“道”的工具。文以载道也是汉字的核心特征，字形、书法，不过是汉字之文，字形、书法所承载的义理才是汉字之道。

这也是庄子、王弼所说的“言意之辩”、“象意之辩”。

庄子说：“荃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荃；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”“荃”是捕鱼工具，“蹄”是捕兔工具。庄子认为“言”是捕意工具，是表达意的工具。

王弼则将庄子的思想扩展到对易经卦象的研究上。卦象是一种表意符号，远早于汉字，是汉字母体之一。但是汉朝人却执着于卦象本身，认为是易理之大道本于卦象符号，形成非常迷信的“象数派”，王弼驳之。

王弼说：“故言者，所以明象，得象而忘言；象者，所以存意，得意而忘象。犹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筌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筌也。”

尽管王弼谈的是易经卦象符号，但是，完全可以用之于汉字。卦象的本质，也是汉字之本质。

越南日本之辈，对于汉字的学习和认知，恰恰停留于“文”的层面，而未达“道”的层面，得其文而未得其道，知其筌而不知其鱼。

所以有人评价日本是“知小礼而无大义”，非常贴切。“小礼”是外在之“文”，“大义”是内在之“道”。其实这句话也适合于所有的中国之外的“儒家文化教化圈”，甚至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。

所以，将汉字说为中国文化之基石是错误的，汉字所承载的“道”才是，但是这个义理之道在中国的传承却不只有汉字一个路径。“文以载道”的“文”，实际是指人的一切外在行为，文字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微小部分，更大更核心的部分则是实践。

义理之道在中国的更核心的存在和传承路线是实践，而且更重要的是基层的人们的实践。实践的主体是人、人民，所以人民就是最重要的“文”，“文以载道”核心是“人以载道”、“人民以载道”。

所以孔子说“人能弘道，非道能弘人”。当然这个“人”的代表是来自人民的君子、大人。

故此对中国而言，是人在道在。只要中国人存在，他们就是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义理文化，捍卫义理、捍卫道。五经四书可以被暂时打倒，甚至汉字本身也可能被暂时打倒，但是他们背后的义理之道，却无法撼动、坚不可摧。

五经四书已被弃置一旁，汉字已被严重简化、语言化的今日之中国，依然是义理之国，儒家之国，其理念和制度内核依然是义理式的。西方文化只能影响中国文化之“文”，而无法触达中国文化之“道”。

也正因日本越南之辈，只知中国文化之文，不知中国文化之道，所以，很容易被西方发达的技术和经济迷惑双眼，以为那就是文化发达，于是，近代以来，纷纷去中国化，纷纷西化。日本直接“脱亚入欧”，越南则彻底废除汉字，这两国不仅努力斩断与中国之文化联系，甚至一度与中国为敌，兵戎相向。

在20年前，越南将汉字以国礼赠与日本的事情不敢想象。今天之所以出现，皆因中国崛起了，不仅崛起了而且以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、模式，就是义理模式。

这意味着过去的接受中国教化的背景，以及其遗留，譬如汉字，的确成为可以重新团结这些国家的一个因素。这正在成为一股潮流，值得中国注意。

同时也意味着，对于越南、日本这些“儒家文化教化圈”国家，将接受儒家的二次教化，由文及道，登堂入室。

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一种“文”，也是“文以载道”的。庄子、王弼的话也适用于此。